我们如何“不在自己所在的空间”

2004年,我去纽约PS1当代艺术中心参观时,在展厅的地板上有一个不经意难以发现的作品:地板接缝间自然形成的小洞里,一位女孩儿不断向上跳跃、呐喊的影像,仿佛像个精灵一般地要从地板里挣脱出来,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这就是瑞士女性艺术家皮皮洛提·瑞斯特(Pipilotti Rist)早期的影像作品。时光荏苒,这次为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瑞士当代女性艺术展览考察和挑选艺术家时,作为这一项目的策展人,我与她诸多的作品又在苏黎世不期而遇。2011年,我在伯尔尼私人画廊(Edgar Frei Private Gallery)策划了一个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展览,有幸与琨妮(Kuengolt Bodmer)和旅居瑞士的吴夏夏、艺术家罗明君相识,在她们的介绍、帮助之下,又促成了这次瑞士女性当代艺术展览在何香凝美术馆的举办。或许这都是一种机缘吧。当然,这种巧合的机缘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全球化的基础之上,是在不断相对交流广泛的背景之下得以成行的结果。 

瑞士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国度。她的自然景观、她的钟表业、金融业,她在国际关系的中立角色等等,成为中国人对瑞士的一般印象。在艺术界,贾柯梅蒂、克利等瑞士艺术家,曾经是中国艺术家学习、膜拜的对象;每年6月去参观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则是近些年中国画廊主、艺术家、收藏家趋之若鹜的朝圣之地;而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介绍和推广活动,瑞士在中国的香格纳画廊(ShanghART)、麦勒画廊(Galerie Urs Meile)等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代理,其作用与影响业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推手之一。毗邻香港,座落于中国深圳市的何香凝美术馆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国家级美术馆。何香凝不仅是中国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而且也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著名的女性艺术家。何香凝美术馆对中外女性艺术的关注、研究是其学术定位的一个部分,在此举办具有交流性质的瑞士女性当代艺术展览,既是何馆在中瑞艺术交流在公共领域上的责任义务,也是对瑞士有关人士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方面的相互对应,还是举办此次瑞女性艺术的目的之一。 

在这次考察、交流过程中,不禁有二个问题,令我感慨系之。 

一是使我想起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艺术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已呈长驱直入的难遏之势,并在中国本土寻找到相对程度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已变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生产的资源,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代码,并成为大规模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部分。因此,在东、西方新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频繁亮象,但其主办者及策划者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的惯性和偏见,很难达到在相似与差异中与西方之间的真正交流和平等的对话。由此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家殚精竭虑地揣摸西方人的心理,塑造并展示所谓的“当代中国艺术的形象”。虽然中国当代本土的艺术家在自己的现时的地域空间中难以充分地展示,有其官方的压抑与限制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西方的“选妃”方式也是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形象”符号变异了的一种因素。为此,我和艾未未于2000年11月在上海双年展期间策划的“不合作方式”外围展,其初衷之一就是希望中国的前卫艺术在与西方艺术系统的主流话语的“不合作”立场中,生成并确认出一种自为的、独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形态。时过境迁,当我作为中国策展人去挑选瑞士女性艺术家及参展作品时,我又是以何种心态来避免我以为平等对话的上述问题呢?感触是复杂的,一方面在我看来,国际之间平等的艺术交流,不是坚守自己的地盘,坚持自己的理念并施加影响。交流意味着是对她国的艺术抱有学习、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因为“他者”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来看我们,犹如她们也不可能像她们那样来看待她们自己一样。当我们向已有意向的瑞士女性艺术家发出正式邀请时,首先接到的是米利亚姆·卡恩(Miriam Cahn)回复。作为我们在看她的资料,青睐、期待于她的作品参展时,她在信中对“女性艺术”的提法抱有成见,并毫不客气的给予拒绝参与。虽然出乎“意料”,但我们尊重她的选择!遗憾之际,感佩她的独立、自由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中国有“画如其人”的说法,我们与她未曾谋面,而在她的电子邮件中,对这一词语比喻的贴切,又获得了异域的验证。“意外”继续发生着。当我们首先看到黛尔菲恩·瑞斯特(Delphine Reist )作品时,依然被她的影像作品《反对,斯德哥摩尔2007(Averse, Stockholm 2007)》中不断落下的灯管和破碎的声响所震慑,压抑的场景与有意为之的异常,潜隐着内心的纠结、焦虑,以及纯粹的力度。我们在与卡特娅·辛克(Katja Schenker)面对面讨论哪一件作品参展时,也都心有灵犀般地挑选了同一件装置、行为的作品。我在瑞士考察交流中,一直伴随和分享着由我们的变化而导致的一种欣慰之中。尽管,也有瑞士女性艺术家或其代理的瑞士画廊,对我们的到访和这次交流项目不以为然。 

二是跨国文化交流总是不期然地去发现对方的特异之处。在抵达伯尔尼的当晚,我们在黑夜中寻找尚塔尔·米歇尔(Chantal Michel )工作室,突然雨雪交加。随后,我们被带入到一个楼房,烛光幽暗的工作室布满了她的影像、装置、摄影等作品。其实,这是她的一个个展。在充满神秘,甚至有些哥特式的诡异氛围中,我们不断地感受到她作品的气息。尽管她的作品有些过于渲染的浮像和符号化,但其魅惑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为我们对她在作品中使用的西方器物的文化符号,与我们作为中国的艺术工作者的知识积累中所接收到的信息,获得了一种似曾相识的认知。这是我们作为选择的一种主要理由。由此,我反观和联想到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在获得一种“国际身份”,而难以避免的必然境遇,以及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艺术家在全球化和后冷战的历史语境中走向世界或国际的共同困境现象,心中反而释然,这是由于换位思考的使然,而我们中国也开始忝列其中。或许因人而异,复杂而已,但绝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和相对的狭隘视角。因为,历史、现实,乃至于跨境的艺术交流,往往比我当时想象的更为混杂和微妙。 

当然,我们不可能彼此相同,不可能你是我,我是你。最好的情况和效果是把“交流”用来描绘、补偿这个不足或缺陷的词语,而不是试图打破你、我的界限。交流的快乐,不在于超越、克服彼此的障碍和隔阂,而是在于交流本身的现存差异、限制和过程,以及在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感喟,而恰恰在这一过程中我以为自然深化了彼此的了解与相知。对于中国的观众和艺术家来说,他们可以鉴赏瑞士女性艺术;对于瑞士女性艺术家来说,她们可能是第一次参加由中国的美术馆主办的展览,和第一次到中国的深圳,感受其中的异域文化和市井生活。这是我对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带有乌托邦式的初衷和期盼。正如虽然这次展览的题目叫“我即是我所在的空间”,我却希望通过艺术交流,我们能够“不在自己所在的空间”,而具有更广泛的视域和交流的N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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